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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与胡适为何分道扬镳?胡适诞辰132周年

涛哥19 涛声一久 2024-01-25

涛哥说

今天是胡适诞辰132周年,特发一篇文章。节选自涛哥俺的新书《我的沉默震耳欲聋》,此书刚刚上市,纪念《呐喊》出版一百周年,请大家多多支持指教!当当京东已售,当当有签名版。



在鲁迅和胡适协同作战的同时,两人也有分歧,并逐渐扩大,从而最终两人一左一右分道扬镳。

谦谦君子胡适生性温良恭俭让,虽然他首倡“文学革命”,但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用的是“改良”和“刍议”,并没有直接扯出“文学革命”大旗。在该文发表后,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还说:“吾辈已张革命之旗,虽不容退缩,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,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”。可见,胡适性格之谦和敦厚如水。



而鲁迅性格与胡适恰恰相反,刚烈激愤似火,眼里容不得沙子。这注定了两人水火不容,迟早分手。早在《新青年》演双簧戏时,两人就有过分歧。鲁迅认为“双簧戏”无可厚非,“矫枉不忌过正;只要能打倒敌人,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”。而胡适对此不以为然,视之为“轻薄”之举,“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”不值一辩。

和胡适同为《新青年》编辑的鲁迅在《忆刘半农君》一文中写过一段众多周知的文字,对陈独秀、胡适等人有过生动描述:“《新青年》每出一期,就开一次编辑会,商定下一期的稿件。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,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,大书道:‘内皆武器,来者小心!’但那门却开着的,里面有几枝枪,几把刀,一目了然,用不着提防。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,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:‘内无武器,请勿疑虑’。这自然可以是真的,但有些人--至少是我这样的人--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。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‘武库’的一个人,所以我佩服陈胡,却亲近半农。”可见,鲁迅对胡适总体上虽然佩服,但亲近不起来,总觉得与他有些隔阂。

这种隔阂便是两人性格、立场不同所致。胡适温良,服膺“实验主义”,从而主张走改良道路;而鲁迅刚烈,服膺“超人哲学”,从而主张走激进革命道路。这两张道路公开的分裂便是“问题与主义之争”。

19197月,胡适在《努力周报》上发表《问题与主义》一文,提出“多研究一些问题,少谈些主义”。文章说:“第一,空谈好听的‘主义’,是极容易的事,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,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。第二,空谈外来进口的‘主义’,是没有什么用处的……第三,偏向纸上的‘主义’,是很危险的。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”。

进而胡适认为:“高谈主义,不研究问题的人,只是畏难求易,只是懒。凡是有价值的思想,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。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,看看究竟病在何处,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。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,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,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,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。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,加上想像的能力,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,该有什么样的沈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。推想的结果,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,认为我的主张,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。凡是有价值的主张,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。不如此,不算舆论家,只可算是抄书手。”

最后,胡适“希望中国的舆论家,把一切‘主义’摆在脑背后,做参考资料,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,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,去做口头禅。”

正在积极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、陈独秀对此文很是不满,撰写了《再谈问题与主义》等文章对此反驳,引发了《新青年》同仁之间激烈的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,开启了“新青年”们一派向左、一派向右的分裂。从此,李大钊、陈独秀大举共产主义大旗,而胡适则终其一生坚持改良道路,坚持自由主义。鲁迅虽未就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明确表态,但实际上对胡适观点不满。这种不满见于他对胡适所倡导的“整理国故”的反对,这也是鲁迅和胡适首次公开交锋。

“整理国故”原本是“新青年”们针对黄侃、刘师培成立“国故社”而提出的口号,主张用“科学精神”加以“整理国故”,反对“国故社”不加区分地“保留国粹”。鲁迅对“整理国故”原本也持支持态度,他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便是“整理国故”的切身实践。但在提出“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主义”后,胡适更加倡导“整理国故”,劝青年们“踱进研究室”,多研究些“国故”问题,少谈些激烈主义,并以此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,认为“呐喊救不了中国”。

鲁迅对此不满,先后写了《所谓“国学”》、《望勿“纠正”》、《春末闲谈》、《读书杂谈》、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》、《碎话》等文章,批评埋头“整理国故”之弊端。在《未有天才之前》一文中,鲁迅没有点名地批判胡适道:“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,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。就现状而言,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,老先生要整理国故,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;至于青年,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,各干各事,也还没有大妨害的,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,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。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,那更是荒谬绝伦!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,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,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,农夫,工匠等类,说是忘记了祖宗: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。”

此时,孙伏园正好在《京报副刊》刊出启事,征求“青年爱读书”和“青年必读书”各十部书目。胡适向青年们大开“国学书目”,还要求中学国文课要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。鲁迅则不但一本书目都没开,还语出惊人地说: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,多看外国书。少看中国书,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‘行’,不是‘言’。只要是活人,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”。这显然是对胡适的回击和嘲讽。

虽然分歧已露尖尖角,但此时的鲁迅与胡适还未决裂。19225月,胡适应邀和废帝溥仪相会。因为同情溥仪,并称呼溥仪为“皇上”,胡适遭致社会广泛谴责,连和胡适关系较好的周作人也写信提出异议,但鲁迅未公开对胡适斥责。鲁迅与陈源轮回大战时,胡适还以双方朋友身份去信居中调节。此时,鲁迅虽对胡适有所不满,在致许广平信中将胡适与陈源划为“物以类聚”,但并未公开与之翻脸。

但随着胡适愈加走近当权者充当“诤友”,鲁迅对胡适越来越讨厌起来,笔下也越不留情。



胡适虽曾放言“二十年不谈政治,二十年不入政界”,但生性热闹的他怎甘寂寞。19225月,胡适等人创办《努力周报》,号召国人努力再造中国,并在第二期上领衔16位知名人士发表《我们的政治主张》,提出“好政府”的政治目标。喊了半天“好政府”没人理后,胡适又率领新月社利用《新月》杂志,掀起人权讨论热潮,批评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人权。《新月》杂志因此惹恼政府被查封关闭,不甘寂寞的胡适接着创办专门谈政治的周刊《独立评论》:“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,不依傍任何党派,不迷信任何成见,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,这便是独立精神”。

可政治当头,形势逼人,哪里容得下独立精神,知识分子也很难做到完全独立。1932年末,胡适前往武汉讲学,恰逢蒋介石在汉口督师“剿共”。于是,蒋介石邀胡适来寓所共进晚餐,几天后又一次邀请胡适。与蒋介石的见面,给胡适留下了不错印象。也许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,也许是出于“国师”心理,胡适从此明显右转,开始支持国民党政权,“愿意以道义的力量来支持蒋先生的政府”。他先是托人送了蒋介石一册《淮南王书》,希望他能做“守法守宪的领袖”,又在《独立评论》上多次撰文支持国民党政权,“清共剿匪”、“先剿匪,后抗日”等词汇也多了起来。

对于胡适见蒋介石,鲁迅语出讥讽,并旧话重提将胡适以前见溥仪的事一起挖苦,在《知难行难》一文中写道:“‘宣统皇帝’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,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。见过以后,也奇怪,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,博士曰:‘他叫我先生,我叫他皇上。’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,因为这‘皇上’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,终于无聊,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。现在可要阔了,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。而在上海,又以‘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’闻:‘南京专电:丁文江,胡适,来京谒蒋,此来系奉蒋召,对大局有所垂询。……’(十月十四日《申报》。)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”。鲁迅这是在讽刺胡适写的《知难,行亦不易》一文,讽刺胡适没有坚守自己的“独立”和“自由”。


1932年底,宋庆龄、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,“协助为结社机会自由、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”。鲁迅从一开始就加入同盟,并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。不久,北平等地成立分会,胡适被推举为北平分会主席。193324日,胡适收到史沫特莱的英文信件,并附有宋庆龄签名的英文信,及一份《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》。控诉书控诉反省院严刑拷打等暴行,史沫特莱、宋庆龄嘱咐北平分会立即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,废除种种私刑,还要求“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”。而胡适四个小时前刚刚应北平军分会邀请视察过监狱,认为监狱虽有些小问题,但不失为“文明监狱”。

所以,眼见以为实的胡适认为控诉书“纯系捏造”,并于219日在《独立评论》第三八期上发表《民权的保障》一文,为国民政府辩护,提出“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,而不肯看作法律问题,这是错的”,并反对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,认为“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,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”。228日,宋庆龄、蔡元培为此电请胡适更正,“释放政治犯,会章万难变更。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,尤背组织常规,请公开更正,否则惟有自由出会,以全会章”。胡适不予理睬。33日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议决将胡适开除出盟。

鲁迅对胡适立场持蔑视态度,在19336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:“我但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,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。但是,如此公者,何代蔑有哉。”他随后又写了篇《“光明所到……”》的文章,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和胡适的天真:“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‘慎重调查’的光荣,但在十年以前,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。虽是模范监狱,而访问犯人,谈话却很不‘自由’,中隔一窗,彼此相距约三尺,旁边站一狱卒,时间既有限制,谈话也不准用暗号,更何况外国话。而这回胡适博士却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’,真是特别之极了.”



自此开始,鲁迅与胡适彻底断绝联系,并开始了对胡适不断的抨击。在《文坛秘诀十条》中,鲁迅写道:“须多谈胡适之之流,但上面应加‘我的朋友’四字,但仍须讥笑他几句”。这是讽刺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这一文坛流行现象,也是对胡适的鄙夷。在《算账》一文中,鲁迅又写道:“说起清代的学术来,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”。“几位学者”当然包括胡适。鲁迅还对许寿裳说过:“胡适之有考证癖,时有善言,但对于《西游记》,却考证不出什么。”在与新月派论战中,鲁迅更是将胡适等新月派一棍子打死,嘲讽他们“挥泪以维持治安”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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